分居期间，一方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来源：
浏览次数:
52
2019年6月，男方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庭审中女方坚持夫妻双方感情未破裂，法院以双方感情未破裂为由驳回男方起诉。随后，男方搬出住处另行租房居住。
2020年5月，男方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庭审中，女方拿出分居期间为其父母看病所借债务，要求男方共同负责，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笔者作为本案的代理律师，仅从法律层面分析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目前，司法界针对该问题有二种不同的分析，尚无统一定论。
主要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虽然夫妻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但从法律上未解除婚姻关系，仍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考虑到赡养父母为子女的法定义务，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并非女方主观因素而产生，自然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属于一方的个人债务。第一个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规定限定共同债务为“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则双方分居期间一方为父母治病显然不属于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第二个理由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儿媳妇对公婆、女婿对岳父岳母没有赡养的法定义务。如果将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则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重了另一方的义务；第三个理由双方在分居期间，且未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既然是分居状态，双方的财产已相互独立，特别是在本案中，男方已第一次起诉要求离婚被驳回后随即搬出另行租房居住，在分居期间矛盾未有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女方仍然单方对外借款为其父母治病，继续要求男方给付其父母看病而形成的借款显然对男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上述理由基础上增加三个理由：一、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的规定，该条未注明在分居且未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也适用。该第17条是指的一般情况下，而本案有一些特殊性，即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民事活动需要根据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原则。本案中，男方提出离婚后被驳回起诉随即搬出另行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男方负责女方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显然有违公平合理。二、现行的《婚姻法》更注重保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能够确定的个人财产不论经过多少年，都不会变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一方为父母治疗所欠债务虽不属于财产分割，但在双方分居状态仍然要求男方承担，无疑加重了男方的财产承担义务，从而直接导致男方个人财产的减少。三、考虑到女方在本身没有能力负担其父母的医疗费的情况下，女方仍对外借款而形成债务，女方父母的医疗费用金额巨大，容易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因为男方和女方父母并非共同生活状态，无法评估女方父母资产情况，如果法院仍支持女方的诉求，女方很容易出现不使用父母资产看病而出现女方借款看病情况，这种情况下对男方是极不公平的。实践中，一般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按一种观点去判决，因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求法官突破现有的明确法律规定确有很大难度，我们对此不持异议。但我们认为法院应区别具体情况而判决，特别在本案中，因为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无论从法律上、个人感情上，仍要求男方承担女方为其父母看病所产生的负债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违背了《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
-
-
点击次数:
0
2024
-
07
-
19
作者：刘艳玲中国商标法第48条规定了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商标性使用一般用于商业活动，目的是引导消费者购买其认可的商品，帮助商品提供者与消费者在市场上建立起重要的联系。司法审判中区分商标性使用和非商标性使用非常重要，是否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主要看商标使用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非商标性使用一般用于非商业活动，其目的不是引导消费者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即使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如果属于描述性使用或指示性使用，也会被认为是商标的正当使用，不侵犯他人商标权。中国商标法第59条第1款列举了商标的描述性使用方式。指示性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用于不侵权抗辩，这种使用需限定在合理使用范围内，因此称为指示性合理使用更确切。相对比地，美国商标法“Lanham Act”中也有商标正当使用的概念。美国商标法的正当使用原则包括描述性正当使用和指示性正当使用。在指示性正当使用中，可以未经他人许可使用他人的商标，用于比较广告、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学术工作、模仿和批评和评论等目的。 下面展开讨论非商标性使用的情形，这有助于企业或个人初步了解自己对他人商标的使用是否会侵犯商标权。 非商标性使用-描述性使用 商标或服务提供者除标识自己的商标，以便于消费者识别外，还会对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产地、型号或者生产者的名称等其他特点予以说明，从而使消费者了解商品的特性、使用方法等，以达到促销其商品或服务的目的。根据中国商标法第59条的规定，注册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例如，A公司在销售网页链接中使用“Dliziz椰子款”标识销售鞋类商品，其中，“Dliziz”是A公司的注册商标，而“椰子”标识是另一B公司...
-
点击次数:
1000000
2024
-
07
-
05
作者：金涟伊在当今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的交易手段。然而，由于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规亟需进一步完善。对于未经商标注册人授权，在网络店铺名称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识的行为，现行的商标法并未对此提供明确的指导。相关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通常同时援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不同法院在判决时所依据的法律也存在差异。 经检索相关判决书，我们发现法院判决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网络店铺名称可类比于企业名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二是认为网络店铺名称侵权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应认定为商标侵权。 2018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持的观点即为第一种观点。在（2018）冀民429号判决书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即“……官方旗舰店的店铺名称属于一种企业（店铺）字号，而将他人注册商标用于自己企业字号的行为，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八条‘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的规定吸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侵害商标专用权的情形。” 故此，法院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裁判，维护了权利人的相关权益。 但更多判决倾向于第二种观点。2020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2020）京0102民初27860号判决中认为，被诉侵权店铺将商标使用于店铺名称、店铺内宣传、商品名称及商品图片等位置，此种使用系为标明商品来源，属于商标性使用，因此适用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 2022年义乌市人民法院在（2022）浙0782民初6308号判决中认为，“对于被告滔馨公司在其网店名称及网店LOGO中使用‘泉日记’字样的行为，并未经过原告的授...
-
点击次数:
1000005
2024
-
06
-
28
作者：张嘉畅 在对美贸易当中，商标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注册美国商标有利于商标在海关备案，有利于避免商标侵权，同时，经营亚马逊平台商家也需要注册美国商标从而进行亚马逊店铺的品牌备案。与中国商标法不同，美国商标制度更加注重商标在商业当中的实际使用。从申请到注册甚至续展，申请人在许多环节需要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使用证据，以确保商标有效。本文旨在整理美国商标申请注册需提交使用证据的关键环节，以便外贸企业快速了解，避免商标因错过提交使用证据时间而影响商标效力。 美国注册商标需要提供使用声明及证据的时间节点如下表： 一、申请阶段 美国商标申请的申请依据有五种：1. 根据商标法第 1（a） 条，在商业中使用商标；（2） 根据商标法第 1（b） 条，有在商业中使用商标的真实意图；（3） 根据商标法第 44（d） 条，基于在先提交的外国申请，要求优先权；（4） 根据商标法第 44（e） 条，拥有申请人原籍国的商标注册所有权；以及 （5） 根据商标法第 66（a） 条，将国际注册的保护延伸至美国。 当申请人选择商标法1（a）条款，即以实际使用为依据提交申请时，需要在申请的同时提交商标已使用声明，并在每个类别提交使用证据，说明申请人如何在商业经营当中使用该商标。 如果申请商标尚未在美国实际投入使用，申请人也可以选择以意图使用为依据提交申请。此种方式提交申请时无需提交使用证据，但需要基于其在商业中使用商标的真实意图。在商标经过实质审查被核准后的6个月内，申请人需要像1（a）申请一样提交使用声明，并且同时提交使用证据。用此种依据提交美国申请，有助于商标权利人在商业经营当中更早地进行商标申请，也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将商标投入使用。 其他申请依据通...
-
点击次数:
1000003
2024
-
06
-
21
作者：陈巴特【基本案情】2019年1月，B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A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B公司承包A公司发包的某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对工期、总价款、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自然人C某在项目所在地多年承包工程施工，具有较强的施工能力及经济实力。C某欲承包该项工程，找到B公司，请求B公司将该项工程全部转包给C某施工，B公司同意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将该项工程转包。随后，C某委托自然人D某与B公司签订了《施工项目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责任书》），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并约定C某安排D某作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及劳务队均由C某聘用，前期垫资均由C某通过财务人员支出。但C某因有其他工程项目需要亲自管理，极少到该工程施工现场，更没有和B公司、A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对接联系。D某作为项目负责人，则常与B公司、A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对接联系。在精心组织下，该项目工程在工期内顺利完工，并于2020年10月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依法在当地建设管理中心备案。2021年11月，发包人A公司委托第三方对该项目工程造价进行结算审核。经审核，结算造价为人民币850万余元。2023年5月，因尚有285万余元的工程款长时间未支付，且多次主张权利未果的情况下，C某以实际施工人名义，作为原告，将A公司和B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一纸诉状诉至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B公司为推卸责任，主张C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实际施工人应是D某和C某，并安排其财务人员及D某出庭作证。财务人员证明其一直和D某对接联系，并未见过C某，D某是实际施工人。D某本人则出庭作证，陈述自己和C某合伙，享有15%合伙份额，是共同的实际施工人，D某无权单独提起诉讼。但C某同时表示自己从未投入资金，亦未有书面合伙协议证实。【争议焦点】本案在工程价款、质量等其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