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期间，一方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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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男方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庭审中女方坚持夫妻双方感情未破裂，法院以双方感情未破裂为由驳回男方起诉。随后，男方搬出住处另行租房居住。
2020年5月，男方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庭审中，女方拿出分居期间为其父母看病所借债务，要求男方共同负责，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笔者作为本案的代理律师，仅从法律层面分析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目前，司法界针对该问题有二种不同的分析，尚无统一定论。
主要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虽然夫妻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但从法律上未解除婚姻关系，仍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考虑到赡养父母为子女的法定义务，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并非女方主观因素而产生，自然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属于一方的个人债务。第一个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规定限定共同债务为“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则双方分居期间一方为父母治病显然不属于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第二个理由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儿媳妇对公婆、女婿对岳父岳母没有赡养的法定义务。如果将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则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重了另一方的义务；第三个理由双方在分居期间，且未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既然是分居状态，双方的财产已相互独立，特别是在本案中，男方已第一次起诉要求离婚被驳回后随即搬出另行租房居住，在分居期间矛盾未有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女方仍然单方对外借款为其父母治病，继续要求男方给付其父母看病而形成的借款显然对男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上述理由基础上增加三个理由：一、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的规定，该条未注明在分居且未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也适用。该第17条是指的一般情况下，而本案有一些特殊性，即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民事活动需要根据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原则。本案中，男方提出离婚后被驳回起诉随即搬出另行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男方负责女方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显然有违公平合理。二、现行的《婚姻法》更注重保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能够确定的个人财产不论经过多少年，都不会变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一方为父母治疗所欠债务虽不属于财产分割，但在双方分居状态仍然要求男方承担，无疑加重了男方的财产承担义务，从而直接导致男方个人财产的减少。三、考虑到女方在本身没有能力负担其父母的医疗费的情况下，女方仍对外借款而形成债务，女方父母的医疗费用金额巨大，容易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因为男方和女方父母并非共同生活状态，无法评估女方父母资产情况，如果法院仍支持女方的诉求，女方很容易出现不使用父母资产看病而出现女方借款看病情况，这种情况下对男方是极不公平的。实践中，一般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按一种观点去判决，因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求法官突破现有的明确法律规定确有很大难度，我们对此不持异议。但我们认为法院应区别具体情况而判决，特别在本案中，因为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无论从法律上、个人感情上，仍要求男方承担女方为其父母看病所产生的负债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违背了《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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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业态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规模不断扩大，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日趋复杂，有的不良平台企业以“承揽合同”“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等民事协议之名行直接用工之实，有的通过关联企业混同用工规避法律责任，有的公然要求劳动者自带车辆完成配送等等，给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很大冲击和挑战。这种形势下，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企业发展活力如何兼顾？这是司法必须回应的时代之问。【基本案情】2024年初，平台企业某驴公司发布广告称，在某市区公开招聘配送司机，要求应聘司机自带车内空间七方以上的面包车型车辆；在配送时间方面，要求配送司机半夜23时前到达仓库，配送在上午8-9时结束；月薪12000至18000元。作业内容对配送区域、配送食材以及司机的年龄、驾龄要求进行了具体描述；同时，要求配送司机熟悉基本手机软件操作，能够独立使用APP软件进行送货、签到、打卡等等。失业已有三月的袁先生，得知此消息兴奋不已，自己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招聘要求，面对如此高薪，怎能在家“坐吃山空”，赶紧挣钱养家才是男人第一大要务。袁先生的应聘非常顺利，很快被录用。在办理入职过程中，某驴公司先是要求其在公司运营的APP软件注册，随后引导其与公司签订了承揽合同，并将其拉入工作微信群。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又似乎让人迷茫。接下来的两年里，老实巴交的袁先生总是在夜间提前到达仓库，提前在APP里签到打卡，然后根据仓库领导在微信群里的工作安排，对配送的货物进行分拣、装车，再送往各个餐饮店，通常在次日上午10点配送结束后回到家里。几次因途中堵车延误时间，遭到客户投诉及某驴公司罚款。时不时接受某驴公司对全体配送司机的培训教育。老家有红白喜事，必须先在微信群向领导请假，获批后方可离开。两年来，袁先生虽有委屈，虽然辛苦，但每月看到某驴公司转给自己的一万多元的“收入”，心理还是有些许安慰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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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创造性判断中，申请人常以“现有技术给出了反向教导”为由主张技术方案非显而易见。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成立反向教导？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知行终413号案中给出了明确裁判思路。为进一步理解这一标准，我们结合具体案件分析及相关案例一并探讨。一、基本案情德国某公司申请的发明专利“导线连接接触元件”（申请号20181015****.3）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不具备创造性为由驳回。复审及一审均维持驳回决定。申请人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核心理由之一是：对比文件1公开的结构给出了针对区别技术特征的反向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作出本申请的改进。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4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行终41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所谓的反向教导属于创造性评价中判断技术启示时可能涉及的问题。判断现有技术是否存在反向教导，应当以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基础，如果现有技术公开的内容不构成本领域技术人员解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障碍，则通常不认为其构成反向教导。简言之，反向教导的认定必须锚定在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上，而非孤立地看待对比文件中的某个结构或功能。三、具体案例分析本案中，本申请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的区别技术特征主要在于提供了一种不同结构的SMD焊接接触件。该接触件并未保留对比文件1中的“摆动抑制作用”，也未实现其他新功能，其核心作用仍是提供支撑面。申请人主张对比文件1因强调摆动抑制功能而构成反向教导。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以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判断基准 本申请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非“如何实现摆动抑制”，而是提供一种具有支撑功能的SMD焊接接触件结构。对比文件1公开的摆动抑制部位置和结构，并不妨碍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化或调整。放弃原有功能不必然构成反向教导 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从对比文件1公开的结构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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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权赔偿纠纷中，受害人自身疾病或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给受害人造成同一损害或导致损害扩大时，侵权人往往以此为由主张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对此，司法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本文即以案释法，对此进行分析探讨。一、典型案例（一）案例1：参见（2020）京01民终6829号民事判决书1.基本案情2018年3月21日，孙某到提供游泳服务的某公司处游泳，由于某公司工作人员在游泳池内尚有人在游泳时，将游泳池外围地面处铺设的防滑网垫移开，并用水冲洗游泳池外地面淤泥及桌椅，导致孙某从游泳池内出来后，在游泳池外围的地面滑倒后摔伤。当日，孙某即被送往医院紧急就诊，后住院治疗。住院病历诊断：1．颈椎外伤，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损伤；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梗，支架植入术后，心功能II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陈旧脑梗塞；5．高血脂症；6．II型糖尿病。手术志摘要：颈后正中纵切口12cm，充分暴露C3-7棘突及椎板，逐层缝合关闭切口。后孙某起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某公司申请对孙某的医疗费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中心表示，孙某自身患有先天性颈椎狭窄的疾病，这次摔伤加重了孙某的病情，且鉴定意见第2项中有控制高血压、血糖等用药，建议住院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外伤的原因力的诱发因素不超过50％。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公司支付孙某医疗费102991.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6700元、误工费10687元、交通费2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以上共计131678.85元。2.法院裁判要旨及判决结果（1）裁判要旨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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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股权收购、资产并购、业务分拆整合、新设合营企业，是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完善产业链布局的主流商业手段。经营者集中事前申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设定的强制性前置合规程序，也是投融资交易中法务、合规团队首要核查的法律节点。 实务中，不同赛道的并购交易，监管审查范围、配套申报义务、材料披露尺度存在明显区分。本文结合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实操文件，分别梳理大众快消行业并购、外资收购高科技企业两类高频交易场景下经营者集中申报实操要点。 一、快消品类经营者集中 日化、生活用纸、非处方健康消费品、包装食品等民生快消行业的境内、跨境并购，仅需完成经营者集中单一申报流程，不存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叠加义务，全部合规工作围绕市场公平竞争维度开展。 1. 申报触发判定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 修正）第二十六条、《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2024 修订）第三条，交易参与方上一会计年度的合并营业额达到下述任一标准，必须在股权交割、业务整合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申报，未取得审查决定不得实施集中：一是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全球合计年营业额超过 120 亿元，且至少两家经营者在中国境内年营业额均超过8 亿元以上；二是全部经营者境内合计年营业额超 40 亿元，且至少两家境内营业额均超过 8 亿元。金佰利公司拟收购科赴（Kenvue）公司股权是当前快消领域典型横向收购案例，交易覆盖纸巾、个人护理、家用护理等重合赛道，交易双方全球及中国区域营收规模均足额触发申报门槛。金佰利提交申报材料后，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金佰利就其计划以490亿美元收购Kenvue的交易提供补充信息，是快消行业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典型参考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