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期间，一方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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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男方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庭审中女方坚持夫妻双方感情未破裂，法院以双方感情未破裂为由驳回男方起诉。随后，男方搬出住处另行租房居住。
2020年5月，男方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庭审中，女方拿出分居期间为其父母看病所借债务，要求男方共同负责，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笔者作为本案的代理律师，仅从法律层面分析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为其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目前，司法界针对该问题有二种不同的分析，尚无统一定论。
主要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虽然夫妻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但从法律上未解除婚姻关系，仍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考虑到赡养父母为子女的法定义务，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并非女方主观因素而产生，自然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属于一方的个人债务。第一个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规定限定共同债务为“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则双方分居期间一方为父母治病显然不属于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第二个理由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儿媳妇对公婆、女婿对岳父岳母没有赡养的法定义务。如果将一方为父母治病所欠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则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重了另一方的义务；第三个理由双方在分居期间，且未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既然是分居状态，双方的财产已相互独立，特别是在本案中，男方已第一次起诉要求离婚被驳回后随即搬出另行租房居住，在分居期间矛盾未有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女方仍然单方对外借款为其父母治病，继续要求男方给付其父母看病而形成的借款显然对男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上述理由基础上增加三个理由：一、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的规定，该条未注明在分居且未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也适用。该第17条是指的一般情况下，而本案有一些特殊性，即双方处于分居状态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民事活动需要根据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原则。本案中，男方提出离婚后被驳回起诉随即搬出另行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男方负责女方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显然有违公平合理。二、现行的《婚姻法》更注重保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能够确定的个人财产不论经过多少年，都不会变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一方为父母治疗所欠债务虽不属于财产分割，但在双方分居状态仍然要求男方承担，无疑加重了男方的财产承担义务，从而直接导致男方个人财产的减少。三、考虑到女方在本身没有能力负担其父母的医疗费的情况下，女方仍对外借款而形成债务，女方父母的医疗费用金额巨大，容易直接导致道德风险。因为男方和女方父母并非共同生活状态，无法评估女方父母资产情况，如果法院仍支持女方的诉求，女方很容易出现不使用父母资产看病而出现女方借款看病情况，这种情况下对男方是极不公平的。实践中，一般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按一种观点去判决，因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要求法官突破现有的明确法律规定确有很大难度，我们对此不持异议。但我们认为法院应区别具体情况而判决，特别在本案中，因为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无论从法律上、个人感情上，仍要求男方承担女方为其父母看病所产生的负债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违背了《物权法》《婚姻法》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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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艳玲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明不再局限于单一技术领域，而是跨越多个技术领域形成创新，这种跨领域的技术创新会产生全新的商业价值和应用场景。先来假设一个场景，假如你或你的团队深耕大健康产业，你们注意到中医理疗市场2019年规模达2920亿元，到了2023年市场规模已经初步统计超过7000亿元，未来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希望在中医理疗市场拓展业务。相比于传统的针灸、推拿、艾灸、拔罐和刮痧等保健方法，你们想结合现代技术提供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看好与电或磁相关的中医理疗产品和服务。上面描述的这类技术创新就涉及多个技术领域，需要了解甚至掌握中医、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机械设计等相关知识才能实现创新，很明显这需要团队合作，因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团队不可能具备这么多技术领域的知识储备。而且，可能还需要能提供相应技术和/或产品部件的外部供应商支持。通常来说，技术专家大多熟悉的是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较少了解其他领域的技术及其发展，希望横跨多个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创新并商业化落地，那么熟悉专利检索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下面以这个场景为例来介绍专利检索和分析。 第一步，学习和了解业务方向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情况，确定专利检索主题。随着医学的发展，现代科学已发现生物电和人体细胞、血液、经络和神经都有关系。中医讲究气血循环、经络畅通，气血之“气”为人体之“电气”，即人体生物电。经络是导电的，也即“电气”会循着人体经络流动。因此，将专利检索主题初步确定为利用电技术作用于人体经络实现理疗的发明创新。第二步，进行初步专利检索尝试。这里我们选择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公共专利检索数据库https://pss-system.cponline.cnipa.gov.cn/conventionalSearch为例进行说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免费或收费的商业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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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琳自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到90年代各地陆续实施了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存在大量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很多劳动者当时并未意识到社会保险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每月还可以多到手一些工资，因此并未对此提出质疑。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许多劳动者开始认识到了社会保险在养老、看病等方面的价值，开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特别是将于2025年9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再一次将社保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劳动者社保维权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向社保部门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但是，如果劳动者无法提供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社保部门就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无法启动社会保险稽核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就需要先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程序确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再带着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裁决书/判决书向社保部门投诉。但是，由于有些劳动者已离职多年，时过境迁，有些用人单位已经注销了，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还能否通过劳动仲裁/诉讼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把谁作为被申请人/被告？确认与谁存在劳动关系？这种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是否受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的限制？确认劳动关系后还能否向社保部门投诉要求补缴社保？鉴于我国各地经常就劳动争议和社保等问题出台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司法文件、规范性文件等，各地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基于对现有劳动相关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和地方规定的不一致在同类劳动争议案件中往往作出不一致的裁判结果，本文引用北京的两个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仅供大家参考。 一、案例简介案例一：邢某与某红公司劳动争议案件（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民初75494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3民终9047号民事判决书）邢某于1983年8月1日至1984年3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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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涟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该法条是商标审查实践中判断商标是否应予核准注册的重要法律依据。 尽管该条款本身并未出现“混淆”二字，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等配套规范，已将“容易导致混淆”确立为独立的评判要件。司法实践中，法院援引本条时，除审查标识是否“相同或近似”、商品是否“同一种或类似”外，还需进一步评估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本文拟以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为切入点，探析《商标法》第三十条中“混淆可能性”的认定尺度与适用逻辑。 一、《商标法》第30条规定与混淆 现行《商标法》明文提及“混淆”的法条只有3条，即第13条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条款、第42条关于转让的条款，以及第57条关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条款。但在商标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法规中，“混淆”是商标法第30条认定商标近似的重要判断依据。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 而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5条进一步明确了，“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时，可以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商品的类似程度、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以及诉争商标申请人的主观意图等因素，以及前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是否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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