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神”被判向斗鱼赔偿8522万元，看违约金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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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名游戏主播韦联（直播名：韦神）因违反解说合约，被湖北省高院一审判决向斗鱼直播平台赔偿违约金8522.5389万元，该消息一出，立即创造了两个第一。2017年9月7日，韦朕与斗鱼签订了为期2年的《解说合作协议》，约定韦联作为斗鱼的独家解说员，在未取得斗鱼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在第三方竞争平台进行解说或表演。在此之后，韦联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斗鱼平台给他的资源，人气很快打响，成为了游戏直播领域的“TOP”级人物。然而，在2017年12月6日，韦朕单方面宣布跳槽至虎牙直播平台，而前者正是斗鱼在游戏直播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后，斗鱼将韦联诉至湖北高院。目前直播领域异常火爆，很多主播通过直播平台的扶持可以很快获得巨大的人气值，随之而来的也是丰厚的收入，而主播作为直播平台的核心生产力，直播平台在培养主播或者吸收有一定名气的主播合作时，为了防止主播随意跳槽，往往都规定了天价的违约金，这种约定的本意是为了让双方紧密合作，但在真正要“分家”时，主播们一定要支付“天价”违约金吗？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有对约定违约金有更具体的规定：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结合几个案例（部分内容），我们聊一聊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的协议中如何约定违约金数额的，以及法院如何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违约金数额”。
江某（乙方）与虎牙平台（甲方）解约纠纷中，双方签订了《虎牙主播服务合作协议（预付）》，第7.3条约定本协议项下之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守约方为追究违约行为而支出的调查取证费、律师费、诉讼费等。第7.3条约定，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终止本协议或乙方违反1.2款排他条款的约定，在甲方以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及解说，则构成重大违约，甲方有权收回乙方在甲方平台已经获得的所有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合作费用、道具分成、广告收入等），并要求乙方赔偿2400万元人民币或乙方在甲方平台已经获取的所有收益的5倍（以较高者为准）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章某（乙方）与虎牙平台（甲方）解约纠纷中，双方在签订的《虎牙主播服务合作协议（月付）》中的第7.3条约定，若章某未经虎牙公司同意擅自终止本协议或章某违反1.2款排他性条款的约定，在虎牙公司以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及解说，则构成重大违约，虎牙公司有权收回章某在虎牙公司平台已经获得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合作费用、道具分成、广告收入等），并要求章某赔偿500万元人民币或章某在虎牙公司平台已经获取的所有收益的5倍（以较高者为准）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虎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高某与斗鱼平台签订的《解说合作协议》中第11.11条约定，在本协议期限内，任何情况下，未得鱼行天下公司书面许可，高某不得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约定的独家性授权，不得单方提前解除本合同或与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任一合作事项类似的主播合约或在第三方平台直播，不得与第三方存在仍在履行期限内的类似主播协议，若高某违反本条任一约定的，或构成本协议其他重大违约行为的，则鱼行天下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高某承担如下一种或多种违约责任：暂时中止高某费用的结算和支付直至高某纠正其违约行为、向鱼行天下公司返回在斗鱼公司可得的所有收益、要求高某一次性支付违约金80000000元、高某在斗鱼公司可得的所有收益中单个自然月内最高可得收益的120倍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鱼行天下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以高某在斗鱼公司已经获取的所有收益的10倍作为违约金等；
通过上述几个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直播平台与主播的签约协议中，往往都约定了十分高额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既有固定数额又有依照主播收入的倍数确定具体数额两种方式，以两者中最高者为违约金。同时，违约责任中还约定了主播需赔偿因解约给平台带来的全部损失，这里的损失既包括了主播离开平台产生的实际损失，也包括了预期利益损失。
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对约定的高额违约金最终是如何确定的呢？
结合前文案例分析，在确定主播的确存在违约情形时，除了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条款，法院往往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违约金数额。
一、直播平台的性质；
二、主播在跳槽至其他平台时的人气值；
三、主播在直播期间的总收入；
四、直播平台的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
直播平台作为互联网公司，用户数量与流量，是互联网企业命脉之所在，是关系其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不断吸引用户，才能支撑其不断融资、生存与发展及盈利。同时，直播平台作为互联网公司又有其特殊性，主播作为该类公司的核心资产，平台在与主播签约后，会在主播身上投入了成本，让主播借助平台的力量获得源源不断的关注和社会知名度。每位知名主播背后对应的都是广大的用户，当主播违反协议解约，将会使得直播平台的用户随之流失，不仅让直播平台前期的投入付诸一炬，也让直播平台丧失与主播合作期间的可得预期收益。
直播平台在签约的主播身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帮助主播在直播间获得更多人关注，越多的用户意味着更多的打赏和更高的商业价值。因此，法官在认定违约金时会考虑主播在违约时的人气，如在上文中江某与虎牙解约纠纷、高某与斗鱼解约纠纷中认定违约金数额都考虑了该因素。上文中提及的三个案例中都有以主播最高收入的倍数作为确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因此主播在直播期间的总收入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直播期间总收入是说主播在平台开始直播后的所有收入，包括合作酬金、礼物收入、道具分成、广告收入等所有收入的总和。对于直播平台的实际损失，一般指因用户流失导致的经济损失，例如在中江某与虎牙解约纠纷中，虎牙通过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了评估报告书，用以证明江某违约给虎牙直播平台造成的用户流失的商业价值损失，该评估报告对数据进行分析，平均单活跃用户价值为201.23元/户，根据评估结论为经济损失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28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17839700元。
预期利益损失一般指直播平台的预期分成收益无法实现，推广、技术支持化为乌有。假如主播继续履行协议，随着其直播时间的增加，在受众人群的知名度提高，其直播收益也会随之增加。
1、江某与虎牙解约纠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3951号裁判文书2、高某与斗鱼解约纠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1552号裁判文书3、章某与虎牙解约纠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9178号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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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涟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该法条是商标审查实践中判断商标是否应予核准注册的重要法律依据。 尽管该条款本身并未出现“混淆”二字，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等配套规范，已将“容易导致混淆”确立为独立的评判要件。司法实践中，法院援引本条时，除审查标识是否“相同或近似”、商品是否“同一种或类似”外，还需进一步评估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本文拟以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为切入点，探析《商标法》第三十条中“混淆可能性”的认定尺度与适用逻辑。 一、《商标法》第30条规定与混淆 现行《商标法》明文提及“混淆”的法条只有3条，即第13条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条款、第42条关于转让的条款，以及第57条关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条款。但在商标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法规中，“混淆”是商标法第30条认定商标近似的重要判断依据。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 而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5条进一步明确了，“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时，可以综合考虑商标标志的近似程度、商品的类似程度、引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以及诉争商标申请人的主观意图等因素，以及前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是否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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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巴特运输毒品罪指的是在中国境内，通过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交通工具等方式，将毒品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该罪行具体表现为改变毒品的所在地。作为毒品犯罪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运输毒品的行为为毒品的流通提供了条件，加剧了毒品的泛滥，不仅严重危害公民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甚至关系民族兴衰、国家安危。从社会危害性来看，运输毒品罪无疑属于性质恶劣的犯罪类型。因此，厉行禁毒、依法严厉打击包括运输毒品犯罪在内的毒品犯罪，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主张。【基本案情】王某和妻子均是执业药师，且一同就职于中部某市中心医院药房。与药品药材打交道，成为夫妻二人日常工作。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工作，较高的收入，在这个三线城市，二人简直是大多数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是这份职业以及优越的生活，加之王某为人厚道、乐于助人的性格，给王某带来牢狱之灾，给家人生活长期蒙上巨大阴影。2021年9月某天，王某的一个普通朋友范某来电话，称因治病需要，其从西南某市购进一箱中药，想让王某率先看一看药材真假好坏，让王某提供医院的地址，用于接收从西南某市邮寄过来的中药。王某未加思索便同意并提供了地址。几天后，范某再次致电王某，称中药包裹已到医院收发室，收件人为“贾某”，收件电话尾号为“XXXX”，让王某帮忙取一下。王某仍然没有过多考虑，大摇大摆地去医院收发室取包裹。在医院收发室，一个并非收发室工作人员的陌生男子简单询问后，将一个纸箱包裹交给王某。王某抱着包裹就往外走，没走几米，感觉很不对劲儿：收发室的人他都认识啊，今天怎么是一个说着普通话的陌生人将包裹交给他？又想到范某吸毒，曾经引诱过自己吸毒，难道包裹里……简直不敢往下想！但王某也不能确定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于是将包裹放在一旁，抽上烟，静观其变。很快，几名陌生人向王某围过来，简单询问后，便亮出“真家伙”将王某铐住，将其带至当地公安机关讯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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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辉相信很多劳动法执业律师在执业之初，都纠结过要不要将“确认劳动关系”列入劳动仲裁请求。 到底列入好，还是不列好呢？笔者认为，具体写不写“确认劳动关系”这项请求，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一、以下情况可以不列“确认劳动关系”（一）仲裁请求中没有涉及需要先“确认劳动关系”才能处理的事项，如仅是单纯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且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纳记录、工作证、考勤记录等，能够明确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不将“确认劳动关系”列入仲裁请求。（二）虽然未签定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而仲裁请求又属于一裁终局的范围，劳动者希望尽快脱离劳动争议困扰，缩短维权周期，尽快拿到经济性利益的，倾向于不列“确认劳动关系”。 这样，劳动仲裁一裁终局，可以大大节约劳动者时间和精力，且劳动者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仍可向法院起诉，而用人单位则只能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后才能再行起诉。需要注意的是，若劳动者仲裁请求属于一裁终局的范围，同时涉及需要先确认劳动关系才能处理事项，比如涉及补缴社保公积金等，那么是否列“确认劳动关系”，执业律师即便倾向于暂不列“确认劳动关系”，在代理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时，也应就是否同时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给劳动者言明利弊，予以充分风险提示，由劳动者自行选择。如果劳动者对于尽快拿到经济利益比较急迫，对于其他需要先确认劳动关系才能处理的事项并不急迫的，这种情况，可不列“确认劳动关系”；在劳动者坚持一并列明的，应尊重劳动者个人选择。二、以下情况建议列“确认劳动关系”（一）缺乏直接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没有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公司公账户工资发放记录等能直接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时，建议将“确认劳动关系”列入仲裁请求。否则，窗口立案时，劳动仲裁委工作人员有可能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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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艳玲创新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不仅涉及技术的应用，也涉及对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和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洞察。如果创新技术影响巨大，甚至可能重塑商业运作模式[1]。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一种创新技术产品从无到有，再到成功上市大概要经历以下阶段：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其中包括技术产品化和产品商业化。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研发成本、生产制造成本以及营销成本。整个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服务，这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可以说是技术产品商业化成功的有力助推手。本文是笔者提供法律和成果转化服务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分享，以下以产品创新的推进进展为时间线进行讨论。 在战略阶段，通过对技术和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可以获得技术情报。技术情报能够揭露技术趋势、技术成熟度、技术边界和技术应用生命周期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应不应该投入某个技术领域的研发，以及如果投入应该走哪条技术路线指明方向。例如，技术应用生命周期包括萌芽期、过热期、低估期、复苏期和成熟期，技术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创新策略和商业策略不同。技术情报还可以为专利布局和技术成果成功转化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 商业人士应该知道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技术的商业化成功来说非常重要。这种保护需要在研发阶段，就有意识、有策略地对所研发的技术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研发阶段的知识产权策略包括筹划哪些技术适合采用技术秘密来保护、哪些技术适合并且能够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以及计算机软件代码考虑采用著作权登记来得到保护等。 随着技术研发的推进，当所研发的创新技术其技术成熟度达到7-9级时[2]，可以着手进行技术商业化。技术成熟度到达7级意味着技术已通过模拟使用环境下的系统样机验证。通常来说，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人或一家单位发起一项新技术的研发，随着新技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