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巴特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B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A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B公司承包A公司发包的某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对工期、总价款、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

自然人C某在项目所在地多年承包工程施工，具有较强的施工能力及经济实力。C某欲承包该项工程，找到B公司，请求B公司将该项工程全部转包给C某施工，B公司同意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将该项工程转包。随后，C某委托自然人D某与B公司签订了《施工项目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责任书》），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并约定C某安排D某作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及劳务队均由C某聘用，前期垫资均由C某通过财务人员支出。但C某因有其他工程项目需要亲自管理，极少到该工程施工现场，更没有和B公司、A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对接联系。D某作为项目负责人，则常与B公司、A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对接联系。

在精心组织下，该项目工程在工期内顺利完工，并于2020年10月通过竣工验收合格，依法在当地建设管理中心备案。2021年11月，发包人A公司委托第三方对该项目工程造价进行结算审核。经审核，结算造价为人民币850万余元。

2023年5月，因尚有285万余元的工程款长时间未支付，且多次主张权利未果的情况下，C某以实际施工人名义，作为原告，将A公司和B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一纸诉状诉至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

在诉讼过程中，B公司为推卸责任，主张C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实际施工人应是D某和C某，并安排其财务人员及D某出庭作证。

财务人员证明其一直和D某对接联系，并未见过C某，D某是实际施工人。

D某本人则出庭作证，陈述自己和C某合伙，享有15%合伙份额，是共同的实际施工人，D某无权单独提起诉讼。但C某同时表示自己从未投入资金，亦未有书面合伙协议证实。

【争议焦点】

本案在工程价款、质量等其他问题上，各方均没有争议。唯有在实际施工人及原告诉讼主体这一关键问题上，争议颇大。因此，法庭总结了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实际施工人究竟是C某一人，还是C某和D某二人？

【代理意见】

首先，本案辩论终结前，法庭明确询问D某是否愿意作为共同原告参与本案诉讼，向被告A公司及B公司主张权利，D某明确表示拒绝。充分表明D某并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

D某自称其为实际施工人，如果属实，其就应在本案中与C某站在一起，申请法庭追加自己为原告，加入诉讼。

但本案已经过三次开庭审理，直至现在辩论终结，D某仍没有向法庭提出申请。在法庭主动询问D某是否愿意作为共同原告参与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时，D某明确表示拒绝。

由此可见，在D某到底是不是实际施工人这一问题上，D某毫无底气。因为其根本就不是实际施工人。D某也应清楚，如果其参与诉讼，但最终未被认定为实际施工人，则极大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罪，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D某拒绝参与本案诉讼，足以说明其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

其次，D某接受被告B公司安排出庭作证，企图证明自己为实际施工人，不合逻辑，荒谬至极！

按照正常逻辑，如果D某是仅有的实际施工人，其就应是B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应站在B公司的对立面，向B公司和A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其和原告C某为共同的实际施工人，就应当和原告C某共同向B公司和A公司主张权利。但相反的是，D某竟然受B公司安排出庭作证，企图混淆视听，或分一杯羹，实属荒谬。

D某和B公司本是对立的双方，在本案诉讼中却站在同一立场，可见二者存在较大串通可能：B公司串通D某出庭作证，陈述其为实际施工人，以否认C某的原告主体资格。此举实际上是B 公司为达到不正当目的，混淆视听，干扰审理，法庭应当予以惩戒。

再次，被告B公司实际上认可C某为实际施工人。

B公司一直主张C某和D某是合伙关系，实际施工人是C某和D某。B公司该项主张虽然不能成立，但至少表明其认可了C某是实际施工人。此外，B公司亦陈述，在对最近到账的一笔工程款结算时，通知要求C某必须到场。如果C某不是实际施工人，B公司怎么可能在结算时要求其必须到场！可见，B公司实际上认可C某为实际施工人。

第四，只有原告C某和被告B公司持有《目标责任书》原件。原告C某不仅持有《目标责任书》原件，还持有案涉工程其他全部资料原件（除依法备案的工程资料外）。D某未持有包括《目标责任书》在内的任何资料原件。

《目标责任书》是被告B公司变相转包案涉工程的唯一法律文件，是被告B公司与实际施工人确定权利义务、办理结算的重要依据。其中第九条明确约定：“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可见，《目标责任书》有且仅有两份原件，由签订双方各持一份。现被告B公司和原告C某各持有一份原件，其他任何人（包括D某）、任何单位均未持有原件。虽然《目标责任书》是D某签署，但D某仅是C某的授权代理人。D某签署《目标责任书》后，将《目标责任书》原件交给了C某，C某是实际施工人，由此可见一斑。

原告C某现还持有的案涉工程其他全部资料的原件108份（详见《证据清单》），包括但不限于C某投入人力、材料、机械而与各单位签订的劳务分包、材料采购、机械租赁等合同15份、《竣工验收自评报告》和第三方机构结算审核文件等。通常，谁实际施工，谁就当然获得、保管、持有这些资料原件。尤其是加盖了第三方监理和设计单位公章的文件、会议纪要、竣工验收自评报告等。试想一下，一个没有实际施工的自然人或单位，怎么可能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多年仍然持有这些资料原件。

第五，案涉工程在垫资、人力、材料、机械设备方面，均是原告C某投入，其他包括D某在内的任何人和单位均未投入。

根据原告C某提交的证据以及多名证人的证言，充分证明案涉工程前期垫资全部是原告C某出资。

D某本人在受B公司邀请出庭作证时，在法庭询问其是否出资时，表示未出资一分钱。

多名项目管理人员的证言，充分证明其是受原告C某所聘用。C某支付其工资等。

在劳务施工队方面，原告C某以被告B公司名义，与多家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并支付劳务费。

在材料和机械设备方面，原告C某以被告B公司名义，在施工期间，先后签订《材料采购合同》《机械租赁合同》十余份，采购费用和租赁费全由原告C某支出，B公司代付。

第六，D某未持有案涉工程任何一份文件资料，也未对案涉工程投资一分钱。

按照正常逻辑，如果D某是实际施工人，D某就应当持有《目标责任书》以及案涉工程的全部施工合同、分包合同、采购合同、机械租赁合同以及检验、签证原件。但是D某没有持有其中任何一份原件，甚至连其代为签署的《目标责任书》原件都没有。相比之下，原告C某持有这些文件资料的所有原件。

D某在案涉工程施工中，自始至终都未出资一分钱。D某在法庭作证时亲自陈述对案涉工程没有任何出资。尽管B公司财务人员出庭作证D某曾出资，但未提交其他书面证据予以佐证，且与D某本人的陈述完全相反。因此，D某是否出资，应当以D某本人的陈述为依据，即其完全未出资。

第七，D某对接联系B 公司系职务行为，不代表其为实际施工人。

D某是原告C某的朋友、案外人陈某介绍加入其项目管理团队的，是原告C某聘用的员工。陈某亦出庭作证证实。D某受原告C某的安排，对接联系B公司。项目最初也由D某管理。D某的工资由C某发放。

由于B公司一直是与D某对接联系的，二者此后关系紧密，为二者提供了串通、密谋的便利。但其关系紧密并不代表其是实际施工人。

综上所述，D某并未与原告C某合伙，其不是实际施工人之一。原告C某是案涉工程唯一的实际施工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法院认定及裁判结果】

根据原告C某提交的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及其他各项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原告C某确系就案涉工程进行了人、材、机的成本投入，依法应认定其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D某虽主张其与C某合伙施工、是共同的实际施工人，并主张15%的利润分成，但并未就此提供合伙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同时，D某表示其未在案涉工程投入资金。另经法庭释明，D某仍不愿意作为本案原告或者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因此，B公司关于D某为共同的实际施工人、原告C某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庭不予采信。

法院最终判决：B公司向原告C某支付工程欠款及相应利息，A公司在未拨付工程款限度内承担支付责任。

【律师点评】

实践中，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工程索赔、要求支付欠款等情形比较多见。而本案中转包人主张项目负责人，并且项目负责人自述为共同的实际施工人的情形，非常少见。本案最终虽然没有采纳转包人即被告B公司和D某的意见，但是在诉讼中B公司和D某的此举，给原告C某带来极大的风险，给诉讼带来巨大的障碍。为此，律师提示：

1、尽管自然人承包工程施工不被法律允许，但现实中自然人承包工程司空见惯，最终权益也能得到法律保护。签订好施工合同是得到保护的最好方式。因此，自然人在承包工程时，一定要和发包人、或者转包人、分包人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约定好双方权利义务及其他事项。

2、实际施工人在承揽工程后，不能做“甩手掌柜”，将工程施工管理全部交给项目负责人，自己却不闻不问。而应当倡导施工现场指导施工，加强管理，更重要的是和转包人或发包人接触、联系，和项目管理人员及劳务人员多沟通，避免被转包人或发包人错误地否认实际施工人。

3、选任的项目负责人最好能“德才兼备”。如果不能兼得，则“德”比“才”更重要。宁可选择忠诚可靠、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的人作为项目负责人，也不选择能力虽强但品行不端、贪婪自私、以身试法的人。

4、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文件原件，必须交给实际施工人自己保管。相关费用的往来，比如发放工资、支付劳务费、材料费等，最好以自己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在关键时候，银行交易明细能起到很大的证明作用。